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一次性授权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实行集中资源实现战略性发展的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来作出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由于是一次性的委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这种一次性的委托人民是有授权的，而且授权时间比较长，到现在已经有60年了），获得授权的权力者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所在。西方在民主政体之下有数不清的授权过程，并且它是多中心的，所以在每个重大决策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得交易成本很高。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行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所采取的这种体制是合理的、有效的。这是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有些人经常站在西方的角度，或者以西方的经验来套裁中国，所以经常批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恰恰是适合中国现阶段历史进程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据房宁 文）

美式资本主义是最大输家

　　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虽然看起来前景黯淡，当前的金融危机终将过去。然而，没有一种危机能够消逝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任何后遗症。而这一次的遗留，最引人注目的将是全球性的思想战争——哪一种经济模式最可能造福于大多数人。第三世界将会热衷于挑起这场战争，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或者说资本主义和美国人所标示的社会主义之间，斗争仍然激烈。虽然目前的金融危机没有赢家，但输家众多，其中最大的输家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据斯蒂格利茨 文）

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贫富分化加剧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据吴敬琏 文）

宏观调控应强化理性的“供给管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典型的“滞胀”是其带有由政府政策的福利主义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这一点经验教训，对于正要加速起飞的中国来说，也极有必要深长思之。我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所以，作出“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

　　（据贾康 文）

危机周年再看中国模式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中国模式就好比一个医生，治理重症或绝症病人很管用，但要将这个病人调养好，让他长得身强体健却非其所长。而目前的情况恰是，金融危机就像一场瘟疫，世界多数国家在这场瘟疫中都进入病危阶段，急需救活，这是中国模式备受赞扬的原因所在。所以，危机周年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能在听了赞扬后飘飘然，自以为中国模式可以包治百病。正因为此，中国模式才要不断充实、调整与创新，不能被一个固定的思维所框住。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前些年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再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从而造成国富民不足，消费需求长期启而不动，以致经济不得不依赖外需。

　　（据邓聿文 文）

中国成功背后的几个理念

　　民生为大。中国信奉这个古老的治国理念，强调消除贫困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使中国在一代人时间内实现了近四亿人的脱贫，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中国可能纠正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人权方面的一个疏忽，即西方把人权几乎界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个理念对于全世界的穷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整体思想。受哲学传统影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采取了整体战略理念，政府在不同转变阶段确定清晰的重点和优先顺序，简单容易的改革后往往紧随着更具决定性的、更加困难的改革。与之相比，民粹主义、短期政治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非常普遍。

　　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都离不开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不同于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旧体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帝国轰然崩溃，邓小平把中国的旧体制转型，从追求乌托邦转入追求现代化。尽管有缺点，这个体制却有能力凝聚整个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执行艰巨的战略目标，如强制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全球衰退等。

　　（据张维为 文）

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有人曾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导致制度失效呢？关键的就是制度的基础。因此，要使我们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必须重建作为制度运行前提的基础秩序。

　　（据孙立平 文）

让“中国模式”这顶帽子更时尚些

　　作为一种国际流行概念，“中国模式”的说法已经“相当流行”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模式”这顶帽子的样式、颜色和质地因产地和厂家不同而相差悬殊。在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模式”给予积极评价的同时，一些西方专家和记者则把它视为“西方发展模式最危险的挑战者和敌人”。少数西方学者还将“中国模式”解读成与民主制度相对立的专制制度，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中国模式”可以成为一本好经，但如果我们对它一言不发，那就可能被别人读成歪理邪说。“中国模式”正在成为一个话语制高点，如果我们不去抢占，就会有别人去争夺。说到底，“中国模式”是中国的，中国有权利、义务和责任对“中国模式”进行阐释和解读，从而使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了解我们以构建和谐世界为主导的对外方针政策。

　　（据汪嘉波 文）

协商民主理论改进和完善代议制民主

　　代议制民主通过利益聚合机制和利益代表机制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协商民主不一定要舍弃这些机制，但是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聚合的传统注重意味着我们很少去注意偏好的形成过程；因为偏好都已经被简单地指定，而且我们的焦点聚集在聚合机制上。”协商民主则认为偏好应当经深思熟虑形成，而且可以通过公共协商得到转变。协商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协商民主不仅要求投票的平等，还要求具有平等有效的参与集体决定过程的机会。换言之，关于共同关注的事务的协商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政治代表、专家和其他精英的范围内，而应当扩展到整个社会，协商民主强调制度化的协商过程同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协商过程之间的互动，扩大普通公民的民主参与，通过利用现存的以及实验性的政治形式，如宪法程序、结社、社会运动、政党结构以及公共空间，复兴并且扩大民主。

　　（据陈剩勇 何包钢 文）

政治文明比“个性官员”更值得期待

　　那些地方上轰动一时的个性官员往往并无助于所在地政治生态的改进，他们的作风很少在新的继任者身上得以延伸。个性官员的“个性”虽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带来积极影响，但对于整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