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内部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目前用加大投资保增长与未来产能会更加过剩之间存在矛盾。为此，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另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这种做法有一定道理，但理论上却讲不通，实践上也会越走越窄。

绕过分配环节供求矛盾难解

　　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生产过剩是由于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目前我们的政策却是，绕开分配环节，只在生产环节打转。其结果，即使采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产能增长，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仍不会消失，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不利。

　　同样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因为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比如原来打算两年后才更新的彩电由于现在有购买补贴就提前到今年了，所以，由消费刺激政策所出现的现阶段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就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比如，2009年初以来，预期1500亿元的“家电下乡”只实现了500多亿元，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则只实现了30多亿元销售额，比原先预想的1300亿元相差更远。

　　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些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

绕过分配环节宏调陷入困境

　　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在中国外部正酝酿着更大的危机，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由于可能正逢本轮投下去的巨大投资开始转变成产能，国内生产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政府是否还有这次这么大的投资增长余地呢？

　　如果本轮投下去的20多万亿元贷款由于生产过剩矛盾而有相当部分不能形成还款能力，在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巨额坏账，政府是否还能继续让国有银行提供巨额贷款呢？

　　如果出口在下一轮危机中再次大幅度萎缩，国内消费因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难以提高，政府又有什么本事让投资需求像这次这样来独挑大梁呢？

　　可以肯定地说，宏观调控在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将难以像这次这样迅速反弹，甚至可能长期走不出来。

　　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目前陷入了混乱。在经济下滑期，为了应对萎缩，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在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由于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

城乡差距导致分配矛盾

　　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导致当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费水平的时候，中国的主体居民——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关研究说明，在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占到60％左右，是导致分配矛盾的大头儿。

　　既然城市化已经滞后了60年，那么为什么到今天才构成生产过剩的原因？这是因为，新中国60年的不同阶段，都有消化生产过剩的不同机制。改革前30年在传统体制下，中国用城市化的高墙把8亿农民挡在城市化大门之外，是把城市化滞后作为积累机制来使用，由于计划体制下不会存在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也不会因为城市化滞后产生过剩。改革以来3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中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过程中，公有经济内部的收入分配倾向于个人的分配机制，继续推动着消费需求膨胀，所以虽然“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继续导致了城市化滞后，但由此产生的过剩仍然被体制转轨过程中公有制经济的消费膨胀所掩盖，直到1990年代后期改革深入到产权层面，才开始逐步出现生产过剩倾向，表现为1997—2002年间朱镕基总理屡次启动经济而不成功，进入新世纪后，新全球化浪潮导致中国外需膨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因素，也再次掩盖了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直到这次次债危机使中国的外需大幅度萎缩，由城市化滞后所形成的生产过剩才“水落石出”，成为阻碍中国内部需求增长的主要矛盾。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战略选择是城市化

　　突破分配难题可以从体制和战略两方面入手。体制方面的原因要解决，但时机还不够成熟，而且在分配矛盾形成中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小，因此应该放在后面逐步解决。而城市化不仅是造成分配矛盾的大头儿，也比较好突破，所以推进城市化就是必然的战略选择。当然，推进城市化会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必须有体制方面的配合。比如，让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就必须建筑大量廉租屋和低价商品房，这会使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批租收入显著减少，但是如果各级地方政府能够逐步认识到，只有推动城市化才能给地方经济增长创造新空间，而且哪个地方的城市化快，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才能给提升地价创造条件，就会有推动城市化的动力。

　　实际上，近十年以来，随着地方经济规模的成长，已经有许多省、市提出要建设大都市圈的要求，地方的城市化步伐，已经走到了中央政府的前面。
城市化先存量后增量

　　存量城市化是指已经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2亿农民工。“先存量”的含义，就是先把这部分已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转换成城市人口。“先存量”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必须对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进行大规模调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与原有城市围绕提升容积率的改造平行推进，而且是以原有城市不断扩容来承接更多农村转移人口，而不是以新建许多新城市的方式进行的。

　　增量城市化就是在解决现有农民工进城后，后续的4亿农民进城问题。第一重含义是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第二重含义是通过政府规划使原有城市改造、扩容与新增城市建设，引导中国的城市化向建设大都市圈方向发展。

大都市圈主导城市化方向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平原面积仅占12％，所以人均平原面积与日本这样的国土面积狭窄国家相差不大。由于城市化只能在平原地区展开，而坡度在8％以下的优质农田90％也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平原，因此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就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地利用土地，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第一，大城市比中、小城市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第二，都市圈模式的核心含义是，之所以称为“圈”，就是因为在这个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由此独立于其他地区和其他都市圈。由于都市圈内的产业都分布在距离都市圈中心100—120公里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方米，而美国却高达1500平方米。从我国看，2003年以来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达到210平方米，其中交通占地约人均80平方米，且交通占地面积的增速是城市面积增速的一倍以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8.5亿的时候，就会因为再占地就保不了吃饭而搞不下去了。所以，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都市圈模式可以大量减少交通运输需求，因此也是提高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中国直到目前，经济布局还是以全国布局模式为主，大量制造业产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长距离运输，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时间和费用及其所占用的资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哪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二战后搞的四次国土规划，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19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都市圈的形成就可以“事倍功半”。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

只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扩容远远不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城